岑毓英(1829~1889)，广西西林县人，字彦卿，号匡国，秀才出身，是近代壮族史上一位功名显赫的封疆大吏。他一生戎马，在西南边疆苦心经营三十余载，功过皆为一身。他因镇压滇黔民族起义，整顿闽台海防，参加中法战争，参与中法勘界等有功，先后出任知县、知府、云南布政使、云南巡抚、云贵总督等职，被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称为“中兴名臣”，成为与李鸿章、曾国藩等一样活跃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学术界虽从清末岑毓英死后，就开始了对他的研究，然长期以来对其浅尝辄止的研究与相对同时代其他历史人物而言，其研究成果不甚丰硕，这与其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是极不相称的。综观一个多世纪来学术界对岑毓英资料整理及研究论著状况，其研究呈现出一个阶梯形的发展过程。本人不揣学识浅薄，依据收集到的资料，对岑毓英研究做一简要评述：
    一、岑毓英研究资料和论著
    岑毓英研究资料总起来不太丰硕，作者所见主要有以下几种：首推为清末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岑毓英之子岑春萱为纪念其父亲，刊刻了《岑襄勤公遗集》，将岑毓英一生的奏稿收录其中，成为岑毓英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再是曾在岑毓英门下充任幕僚之赵藩编著的《岑襄勤公年谱》一书，记述了岑毓英的戎马一生及其家族渊源，成为进行岑毓英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后来岑氏族人也刊印了《岑襄勤公府君行状》等资料，详细披露岑氏一生的言行和活动，为岑毓英研究增添了新史料。
    关于岑毓英资料的整理，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80年代。1966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沈云龙主编《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影印出版了《岑襄勤公遗集》和《岑襄勤公年谱》两种珍贵的资料。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古籍研究所也对《岑襄勤公遗集》进行校点，于1989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岑毓英奏稿》，为新时期岑毓英资料的整理再添一朵奇葩。此外，这一时期出版的《光绪朝东华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大清德宗皇帝实录》、《中法越南交涉档》、《清季外交史料》、云南部分方志等史料中也相应收录了岑毓英部分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在整理岑毓英研究资料的同时，不同时期的学者们还先后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传记与论文。综合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岑毓英研究历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解 放 前是岑毓英研究的初始阶段；解 放 后到文革结束是岑毓英研究的继续发展阶段；而从改革开放至现在为它的发展繁荣阶段。研究内容则呈现出以下特点：研究时段集中在中法战争时期，对其战前和战后的活动涉及较少；探讨角度呈现先褒扬后批判再趋于客观的现象；研究成果阶段性活动考察颇丰，整体性、连续性研究略显欠缺；探索的领域多关注于对其军事活动和贡献的论述与分析，对其政治、经济等活动和贡献研究较为薄弱。从事研究的人员主要是史学和文学界的专家学者，他们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岑毓英这一人物进行研究。而专家多集中在广西（如黄振南、黄家信等）、云南（如龙永行、孔祥祚等）两省。

1．建国前的研究概况。
    我国对岑毓英的研究始于清末。而官纂史书则开其著书立传的先河。赵尔撰的《清史稿》和《清史列传》、蔡洛冠的《清代七百名人传》、朱孔章的《咸丰以来功臣别传》、《中兴大臣别传》、缪荃孙的《续碑传集》、张裕钊撰的《岑襄勤公神道碑》等史书中都刊载了岑毓英的传记。民国时期出版的一批人物传记中也对岑毓英作了介绍。如1935年出版的《广西一览》、1934年出版费行简编的《近代名人小传》、1935年由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编印的《广西民族英雄第二号岑毓英》、1936年南京军事新闻社出版袁清平的《中国历代名人录》、1936年出版的《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刊•岑毓英传》等。
    这一时期的作者多站在封建统治者的角度，对岑毓英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有意着墨，大肆褒扬。并对岑毓英的宦海沉浮作了详细的介绍，从政治的视角出发，对岑毓英一生的仕途作出了全面的述评，并给予了极大的赞誉。而民国时期的著作在内容和形式上基本继承了清朝史书传记的模式，在学术研究上没有太明显的深入，旨在向人民群众一般性的介绍近代名人岑毓英的辉煌过往。但在一些报刊杂志上也刊载了有关岑毓英研究的文章。论文如周鼐的《陈文恭与岑襄勤》以及[1]张心灏的《岑毓英遗章之考证》，[2]这也揭开了岑毓英研究的序幕。

2．继续发展阶段。

解放后的30多年里，岑毓英研究则显得相对寂静，但也得到一定的推动和发展，出现了一些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极“左”思想横流的环境下，学者们不敢轻易涉猎这个领域。由于岑毓英前半生曾镇压少数民族人民起义，史学界在涉及到对岑毓英的评价时，基本上对其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是善于权谋，工于心计的清王朝走狗，把他放到人民的对立面去批判。反而台湾的学者对岑毓英进行了一些较为客观的研究。台湾学者许雪姬撰写的《岑毓英来台背景及其理台措施之研究》、[3]劳建奇写的《边防重镇岑毓英》[4]等论文开始从深层次学术角度探讨岑毓英在边疆建设上的活动和贡献。

3、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是岑毓英研究的繁荣时期，相关论文不断出现。据初步统计，从1980到现在所发表的各类论文近30篇。这些论文基本上以中法战争期间岑毓英的所作所为为研究对象，这与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成立后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及学人撰文赴会有关。这些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岑毓英对中法战争的态度，岑毓英在中法战争中的作用，为中法战争所作的准备及其在中法战争期间和中法战后的贡献进行述评，并对岑毓英与刘永福及其他参战大臣的关系等等作了一定的研究。但也有部分论文涉及到岑毓英与西林岑氏土司的关系，岑毓英与云南人民起义及岑毓英的青年时期的部分活动等内容。

二、岑毓英研究主要关注点

综观学术界对岑毓英的研究成果，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岑毓英的早期活动 对于早年岑毓英的活动，学术界研究相当薄弱。这一时期，部分学者开始了对其早年活动的探讨。如韦定仍等的《出滇从戎前的岑毓英》[5] 对岑毓英早年的求学及考任西乡团总等事迹作了详细的描写。文耀海等人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弟兄与广南等》[6]也记录了岑毓英在广南求学和任职时期经历的一些事迹。而白耀天的《上林长官司岑氏土官与岑毓英的“土司后”》[7] 则对岑毓英的袭氏来源进行考证。文章在对上林长官司的建置沿革、上林司岑氏土官荣衰进行考证的基础上，认为岑毓英不是明上林长官司岑氏土官后裔，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但文耀海、夏云华等人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兄弟与广南》则认为岑的祖辈是明代上林长官司的一支，清初分支到西林一带垦荒立业、繁衍后世。[6]

（二）岑毓英与云南 岑毓英起家于云南，通过镇压各民族人民起义而飞黄腾达。因而学者们对他与滇省及民族起义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黄家信的《从被怀疑到受重用——岑毓英与回民起义》[8] 认为云南回民起义时期，岑毓英自始自终参加了清廷的镇压活动。在招抚马如龙和潘铎被杀的事件里，岑毓英虽然升了官，但是尚未得到清廷的信任。镇压猪拱菁苗民起义之后，岑毓英开始得到清廷的信任，并培养为西南政局的接班人。作者还认为当时的云南，时刻潜伏着危险与死亡，岑毓英能够在其间成长为边地人才之冠，是他的才能之所至。赵至敏的《岑毓英与云南回民起义》[9] 分析了作为清王朝“中兴名将”、封疆大吏的岑毓英是如何通过镇压云南回民起义而崛起的；认为岑毓英的崛起与回民起义密切相关，岑毓英自入滇后，积极钻营，深得主政大臣的赏识和支持，逐步取得清廷的信任。他的成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三）中法战前夕岑毓英的作为 关于中法战前岑毓英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他对云南和台湾的边防筹划和经济建设展开的。黄振南的《中法战争前夕岑毓英的贡献》[10] 一文对中法战争前夕，岑毓英在台湾和云南任职期间，为抵御外侮所执行的政策和防务准备等活动，作出较为客观肯定的评价。文中认为岑毓英在中法交兵前夕，亲自督办防务，切实周密，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在阻止外人入滇问题上，他侃侃力争，致使清廷一直没有松口；不辞劳苦，统兵出关，身先士卒，其爱国精神是尤为难得的。黄振南还在《岑毓英与台湾防务》[11]一文对岑毓英在任福建巡抚期间，在中法战争即将爆发，民族危机之际，不计个人安危，受命赴台考察，提出办防设想；整顿吏治，赈济灾民；开山抚番，调理民族关系；调兵遣将，添设防御工事进行了详细论述，并认为岑毓英在台湾奉命办防务是尽心尽责的，为抗法大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其开发建设台湾的措施，则促进了祖国宝岛更加繁荣昌盛，更是值得后人称道的。此外，部分学者还就岑毓英与马嘉理事件的关系进行探讨，王开林在《雪拥蓝关》[12]一文中，开篇就批评岑毓英暗地指使部下杀死马嘉理，其后又以不实之词来推卸责任，最终导致中英之间的交涉。雷英章的《岑毓英爱国之二义举》也赞同这一说法，认为岑毓英在19世纪中期的边疆危机中，坚决抗敌，力图把侵略者挡在云南之外，暗中指使了“马嘉理案”，案后积极辩驳，据理力争，与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3]而黄家信在《论岑毓英》中却认为岑毓英在处理马嘉理事件中表现出不畏强权，坚持严正民族立场的爱国精神。[14]

（四）中法战争期间的岑毓英  岑毓英一生的功过是非，众说纷纭。但对他在中法战争中的贡献，多数学者都给予了肯定。黄家信的《国家有难 守土之臣应死城郭——评中法战争时期的岑毓英》[15]认为在中法战争的和——战——和三个阶段，岑毓英是清廷在前线采取不同对策时执行时间最长，前后最连贯，执行效果最好的唯一统帅。他指挥的西线部队进行的宣光包围战，是清军主动攻击法军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的一次。而临洮之战的胜利，足与东线的反攻大捷相媲美，参加中法战争，尤其是第二次出关是岑毓英一生的亮点。孔祥祚的《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16] 也论述了岑毓英的两次出关和宣光激战及临洮获胜，但提出岑毓英在中法战争期间经历了一个消极防备到积极防战的过程。龙永行的《评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17]《评中法战争后期和战后的岑毓英》[18] 则以中法战争为主线，围绕着岑毓英战前未雨绸缪，督办滇、台防务；援越备战，资助黑旗军；两次出关浴血奋战；临洮大捷勇立奇功；战后居安思危，增强防务；参与滇越勘界等方面进行论述，对岑毓英在中法战争中的功过是非作出客观的评价，是研究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论文中的佳作。蓝阳的《岑毓英在中法战争中的态度和作用》[19] 论述了岑毓英在中法战争中的作为和态度，认为在国家、民族受到外敌威胁的关头，岑毓英确实能够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较少计较个人得失，主动站到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对敌态度也比较坚决。中法战争过程中，他所指挥的西路军，在法军主要进攻路线上有效地阻挡了敌人的前进，使法国侵略军始终无法达到其在北圻的主要作战目的——打通红河航路，其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丘展雄的《岑毓英在中法战争中的作为述议》对岑毓英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在援助永福，力主抗法，鏖战沙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进行客观评述，并认为岑毓英第一次撤兵是有计划的，不是所谓望风而逃，而临洮大捷更是他指挥有方的结果。[20] 韦朗风、韦承新的《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21] 和雷英章的《岑毓英爱国之二义举》[13] 都认为岑毓英是一个爱国的官员，他在中法战争中，亲赴前线，发动著名的宣光战役，虽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牵制了敌人主力，为东线镇南关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并对岑毓英进行了积极客观的评价。

（五）岑毓英与其他参战将臣的关系  将帅之间的关系，是影响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岑毓英与刘永福及唐景崧的亲疏关系也极为关注。黄振南的《中法战争前夕岑毓英与刘永福的关系转变》[22] 剖析了中法战争前岑毓英与刘永福黑旗军的关系。文章认为随着邻邦越南局势的日益恶化，中法关系日臻紧张，岑毓英对待黑旗军的立场、观点、态度，开始从敌视、怀疑转向保护支持的过程，并对其原因和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加以分析。张壮强的《刘永福与岑毓英在中法战争期间的恩恩怨怨》[23] 则对中法战争期间岑毓英与刘永福二人的关系变化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法战争期间，岑毓英出于爱国热情，与刘永福联合抗法，亲密合作；，但由于战争的发展以及两人身世、阅历、思想的极不相同，而最终导致两人关系由分歧、隔阂到完全分裂。丘展雄在《论刘长佑、岑毓英对刘永福抗法斗争的支援》[24] 探析前后两任云贵总督对刘永福抗法斗争的支援情况，指出岑毓英对刘永福的援助既有着形势客观需要的因素，也受到前任刘长佑政策的影响。黄振南在《论中法战争前夕岑毓英与唐景崧的关系》[25] 则详细论述了中法战争前夕岑毓英由反对唐景崧到支持的转变及他们之间惟妙惟肖的关系。作者认为岑和唐的关系发生在中法两国就越南问题交涉的背景下，它的发展始终受到中法关系的制约。当初岑毓英对唐景崧的非难与反对，与其时中法矛盾尚未激化，清政府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岑毓英对形势认识的模糊和思想的保守。当他意识到唐景崧的作为对抗法有利后，能及时摈弃先前的看法，给予唐景崧相应的支持和帮助。同时，黄振南还认为，岑毓英与唐景崧关系的发展是以岑刘关系的变化作为基础之一，岑唐关系的正常化又反过来促进岑刘关系的发展。

此外，这一时期有关岑毓英总体论述的论文也为数不少。如张有隽的《岑毓英》[26]和袁少芬的《岑毓英》[27] 则从宏观角度对岑毓英的一生进行研究评述。党丁文编撰的《近代广西名人名胜录》[28]，莫文军编的《少数民族人物志》[29] 也收录了记录岑毓英生平的相关文章。而广西民族学院古籍办的前辈在《岑毓英奏稿》之序文中，也对岑毓英一生的历史功过进行了简要精练的评述。[30]而黄家信的毕业论文《论岑毓英》从镇压云南各族人民起义、保藩固边、在中法战争的贡献三个方面的系统研究。[14]

总之，从以上综述可见，岑毓英研究虽然比较薄弱，但发展趋势是良好的，也取得一定的成绩。如果从学术发展的需要来看，从与李鸿章、曾国藩等的研究相比，还显得不够，还有必要作更大的努力。为推动岑毓英研究更迅速的发展，笔者以为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研究队伍还需壮大。目前岑毓英研究没有全面展开，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力量和研究机构。岑毓英虽是广西人，但广西却只有少数学者研究他，尚未形成有组织的研究系统。为在更高水平和较大规模上开展对岑毓英这一复杂而重要人物的研究，应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形成一个有各方面力量都参与的研究队伍。

其次，研究面仍需拓宽。岑毓英研究虽已由长期沉寂走向活跃，从学术界对岑毓英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部分问题已多位学者作过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这些论文构成了岑毓英研究的现有水平，但还有不少薄弱环节和空白点。岑毓英一生涉及中国近代社会的大量问题，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还需要我们下大功夫去研究。如岑毓英的经济、军事思想与同时代人的异同；他在云南、贵州等地的活动与贡献，这些问题学者尚未作过深入探索。

最后，要继续加强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岑毓英虽以“将臣”名世，但其奏折也甚丰富，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教育、外交等方面，已整理出版的岑毓英奏稿，表明学术界已把岑毓英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但研究岑毓英的专著、论文集还没有出现。要加强力量，多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注释：
[1]周鼐.陈文恭与岑襄勤[N].广西日报，1948.3.2。
[2]张心灏.岑毓英遗章之考证[J].广西文献通讯1948年第3期.
[3]许雪姬.岑毓英来台背景及其理台措施之研究[C].台北市老会谈专集，1979。
[4]茅建奇.边防重镇岑毓英[J].广西文献1979年第5期。
[5]韦定仍、廖武仕.出滇从戎前的岑毓英[J].文史春秋2003年第4期.
[6]文耀海、夏云华.云贵总督岑毓英兄弟与广南[J].中州今古2001年第5期.
[7]白耀天.上林长官司岑氏土司与岑毓英的“土司后”[J].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
[8]黄家信.从被怀疑到受重用—云南回民起义时期的岑毓英[J].红河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9]赵至敏.岑毓英与云南回民起义[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10]黄振南.中法战争前夕岑毓英的贡献[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11]黄振南.岑毓英与台湾防务[J].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
[12]王开林.雪拥蓝关[J].书屋2003年第12期.
[13]雷英章.岑毓英爱国之二义举[J].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
[14]黄家信.论岑毓英[R].广西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论文，1993年。
[15]黄家信.国家有难守土之臣应死城郭—评中法战争中时期岑毓英[J].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16]孔祥祚.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17]龙永行.评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18]龙永行.中法战争后期和战后的岑毓英[J].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19]蓝阳.岑毓英在中法战争中的态度和作用[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20]丘展雄.岑毓英在中法战争中的作为述议[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21]韦朗风、韦承新.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J].学术论坛1982年第4期.
[22]黄振南.中法战争前夕岑毓英与刘永福关系的转变[J].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23]张壮强.刘永福与岑毓英在中法战争期间的恩恩怨怨[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24]丘展雄.论刘长佑、岑毓英对刘永福抗法斗争的支援[J].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1期.
[25]黄振南.论中法战争前夕岑毓英与唐景崧的关系[J].社会科学探索（南宁）1991年第4期.
[26]张有隽.岑毓英[A].壮族历史人物传[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27]袁少芬.岑毓英[A].莫乃群.广西历史人物传（第5辑）[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地方志研究室组编印,1984.
[28]党丁文.近代广西名人名胜录[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
[29]莫文军.少数民族人物志[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30]黄盛陆、石恒昌等.岑毓英奏稿·前言[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31]刘启强、李汉清.浅析岑毓英与滇越界务交涉的历史背景[J].红河学院学报,2005.(2).

岑氏后人：学术研究要有个人的定见，但不要存在个人的偏见，看来你们对那段历史了解得不够全面，这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认识和看待这段历史了，是岑毓英粉碎了杜文秀建立班赛国的梦想，给你点英国史料馆出来的资料吧：

云南的回民叛乱爆发于1856年，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社世仇的扩大。但是，这一叛乱决不能单纯看做是回民之乱，而应看成是中国这一最西南省份社会秩序的总崩溃。它发端于汉民与回民为争夺云南中部一个银矿的控制权所进行的长期斗争。汉民多数民族与回民少数民族的械斗开始蔓延开来。1856年，在偏执的满人按察使的怂恿下，至少有二三千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杀。在云南的许多县里，汉人绅士现在办起了团练来“屠灭”回民，回民也自己组织起来，攻占州县，杀害官吏。在这次大动乱中，杜文秀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了班赛国。 杜文秀的“班赛王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兴趣，1871年杜文秀派了一个使团去英国进表《上英王书》，在《上英王书》中表示大理政权以臣属英国为条件，以换取英国的援助。此做法一出，引起了农民军内部爱国人士的义愤，农民军内部发生内讧，滇西农民军因此坐观战机。1872年4 月，他的使节刘道衡（所持盖有“总统兵马大元帅杜”帅印的“班赛王国”文书）以班赛苏丹的名义向英国女王献上了四大箱子云南大理石块，表示贡上的是杜文秀所统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国的意愿。但那时杜文秀的部队受制于新上任的干练巡抚岑毓英，杜文秀的事业到那时已快要完全失败，因此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吉尔公爵只能把这礼品送往伦敦博物馆，声明它没有政治意义。

中国近代史》“从他( 指杜文秀) 勾结英国侵略者的一天起, 他再不是起义军的代表，而是祖国和起义军的叛者”。

《中国近代史讲话》: “杜文秀派谴儿子艾山（刘道衡，杜的义子）出使英国。在英国侵略者的支持下，自称‘撒里曼苏丹’，改年号， 建宫室，建立独立国”。

云南回乱18年之久，杜文秀没有提出什么闪光的思想，也没有什么推动社会进步举动，后期反而想借助英国支持建立独立的王国，分裂我大中华，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土匪就是土匪，还搞出个起义的名头出来，我看也只有中国的历史才会这样写！

云南回乱和现在的东突组织有什么两样?明明就是在搞分裂国家活动的却被一些名利心重的无良学者写成了起义，中国的历史太可笑了，哈哈！

中国的好多历史观点都存在偏见，1949年前的只要是农民发动都可以叫做起义，管你对社会是否有没有什么进步意义，进步思想之类的东西，云南回乱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它使西南省份社会秩序崩溃，把百姓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老杜后期的作为与疆-独，藏-独，台-独没什么区别，如果真要我说点区别的话，就是发生的时间不同。

要是没有大清国的岑毓英，现在要欣赏大理的洱海苍山，风花雪月，就得办出国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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